《Justin的法律小常識》系列9～
校園準司法調查程序之探討
～兼論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》115.01.12的修訂
隨著教育法制的完備，校園事件的處理的確向著「法治國」的要求持續邁進中。不過，司法介入教育的平衡，近幾年卻成為教育界的重大議題；如今的法規，是否將學校任務從「辦學」變成「辦案」，已受到廣大基層教師的高度質疑。
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》（下稱《解聘辦法》）115.01.12的修訂，即是呼應上述的不平之鳴而來。按教育部的說法，本次修法的重點有：
一、宗旨：建構親師生共贏的調查機制為回應教育現場與社會期待，本次修正旨在優化處理流程，在確保「兒少最佳利益」的前提下，確保教師能獲得「公平調查」。
二、核心修正內容為：
（一）預防機制升級：明確校長可透過巡堂、觀課、親師生溝通等日常行政晤談方式，及早輔導教學情形，避免問題惡化後才進入調查。
（二）檢舉與調查分流：受理檢舉時，由校長召集外聘專業人士、教評會及家長代表共4人召開會議，以無記名投票認定是否受理。校長在調查認定階段不參與投票，增加調查的中立性。
（三）精準處理機制：根據不同類型之違規事項，採取相對應的處理程序（如性別事件與行為不檢），強化教評會與主管機關的審議時效。
（四）程序保障強化：新增輔佐人制度；調查的書面通知應記載調查原因；教評會審議前，學校應主動提供調查報告及輔導報告給行為人；強化保密義務與洩密責任。
此次法規修正是否真能達成上述的宗旨，通常需要時間的驗證。由於本次刪除「匿名檢舉」規定，以提升「案件不受理」之嚴謹性與公正性（《解聘辦法》第9條），的確讓「進入校事會議調查」的案件顯著減少；但這些「未進入校事會議調查」的事件並非真的消失，而是依增修的《教師考核辦法》第6條之1，把先前《解聘辦法》中「輕案學校自行派員調查」的機制整組移植進來。因此可以想見，之後學校考核會應該會更忙碌，而且這時候就【不適用「匿名不受理」的規定】了（《解聘辦法》第9-1條）；對於減少學校「辦案」的工作量，基本上並無多少幫助。
依現行處理校園事件的規定，與教師有關的案件可分流為二：1.校事會議（教評會、考核會）、2.性別事件（性平會、教評會、考核會）。前述的「匿名檢舉不受理」規定，在《性別平等教育法》（下稱《性平法》）第32條第2項第2款早已規定，按理應可減少「性別事件」進入調查；然而，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》第18條第3項第3款規定，若「行為人為校長或教職員工」，即可審酌啟動公益調查（註1）。這規範的本意在宣示「處理性別事件的嚴謹性」，但實際運作的結果卻變成，只要是「行為人為教師」的性平事件，就形同不理會「匿名檢舉之限制」；就算學校性平會決議不受理（不啟動公益調查），通常教育局仍會命學校啟動公益調查。筆者曾親見這類事情進入調查程序，最終以「查無實證」結案；調查程序如此勞師動眾，當事人教師的熱情大量耗損，而匿名者卻不用付出任何代價，真的妥適嗎？
本次《解聘辦法》對於調查有較公允的修正在於：
一、調查前明瞭受檢舉之內容要旨：增列調查小組通知當事人及檢舉人配合調查時，其書面通知應記載調查原因。（第19條第1項第4款）。
二、輔佐人陪同：當事人接受訪談時，得請學校教師、家長或其他校內、外人員擔任輔佐人，協助進行調查；明定人數不得逾二人（第16條第3項）。
上述兩項改正了受調查人，尤其是教師係行為人時，以往常在不清不楚下就接受調查，亳無防禦權的保障，其次，面對三人以上的調查委員，除非有請律師陪同，否則單打獨鬥，十分辛苦而無助。
筆者認為，要達到修法說帖的宗旨【確保教師能獲得「公平調查」】，除了上述二點，「事實認定證據」的法則也應一併調整。依據教育部的函文（註2），「校園性侵害」的行政調查認定採「優勢證據之法則」，即：綜合所有證據可以證明「性侵害之可能性大於無性侵害之可能性」得予以認定，意思就是只要有超過50％的事實證據，即可論斷違法；而其他諸如性騷擾、性霸凌則以「明確合理之法則」（即一般理性之人，在相同證據上，均會認為有此可能時）即可判定，意味著只要35％～45％的證據就可以認定違法（註3）。事實證據認定的門檻如此之低，明顯助長了「有罪推定」的風氣；雖然上述函文適用於性別事件，但很有可能會形成其他校園行政調查的準則。或許，教育部認為行政調查的影響較輕，且無法院或檢調的強制力，所以將標準放低；然而，調查的結果有可能剝奪教師的工作權（解聘、不續聘或停聘最高3年），這難道還可以說是影響不重大？
此外，綜觀調查的「普遍性偏頗」，應該還來自對於「教育聖職化」的期待。加上隔行如隔山，舉著「教育神聖」的大旗，對教師一般都有著高標準；這誠然形塑了教師的高素質，但如此嚴厲的期待，卻讓受調查的教師陷入「有罪推定」的旋渦，對於教師何其不公？按理，調查委員當中應該都有教育界的人員，但實際看到的狀況，這些教育背景的調查委員，卻幾乎未發揮對教師處境的同理。
尋求事實真相有賴調查的實事求是，只是調查本就存在高度「不確定性」，必須在制度上有相應配套，才能真正實現「公平調查」；倘若以為只要經過「幾天的培訓」，就可以確保調查員的專業、客觀、公正，未免過於天真看待箇中問題。
校園畢竟仍應以「辦學」為主，應減少「辦案」的任務；而面對調查時，相關人員也應知道調查的侷限性，調查員更應具備謙抑思維，如此方能將校園恢復其本來面目，也才能維繫廣大教師的教育熱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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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1：《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》第18條第3項：學校或主管機關知悉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有下列情形，應由所設性平會評估該事件對學生受教權及校園安全之影響，經會議決議以檢舉案形式啟動調查程序，以釐清事實，採取必要之措施維護學生之權益與校園安全：……三、行為人為校長或教職員工。
註2：114.04.08臺教學三字第1142801109號，有關校園性別事件之行政調查認定依據。
註3：不過純粹以法院實務判決分析，似乎「明確合理之法則」比起「優勢證據之法則」較為嚴格，此處教育部的函文說明，似有體系論述之疑義，此可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363號判決；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395號判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