發LINE抱怨，老師被告誹謗罪成立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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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概要：
甲師於民國112年9月至113年1月底，在某國小擔任導師，甲師導師班學生A生的家長為大學教授。某次，甲師因指導A生與A生家長意見不合、發生爭執，A生家長遂於112年11月間提供錄音筆給A生，要求若甲師有不當管教情形即予以錄音存證，惟A生並未實際錄音；此外，A生家長於112年11月間、113年1月間，曾二度向學校投訴甲師管教不當。
之後，甲師之導師職務因故遭撤換，內心積蓄大量不滿及委曲，遂於113年2月至4月間，在原班級家長之LINE群組（包括繼任導師在內共40名成員；此時甲師已非該班導師，而A生家長卻並未在該群組中）傳送「沒想到會是這麼離譜，從得知被『教授家長竊錄』數月的我，你們一定不知道我的慌恐與不安」、「年前到年後，我被錄音的家長嚇到不敢出門、無法入睡」、「目前我最大的困擾就是，她一週來一次投訴，對於期末成績該名家長一直不滿意」等文字訊息，A生家長後來得知後，向地檢署提告；檢察官調查後，認甲師涉犯《刑法》第310條第2項「散布文字誹謗」罪嫌予以起訴。
本案（加重誹謗罪）後來進入地方法院刑事庭審理，及至判決共歷時5個月；最後，法院依「真實惡意原則」（註），認定檢方必須證明被告有「毀損名譽之真正惡意」，否則甲師有相當理由確信所述為真，應推定為善意，且涉及公共議題的言論，依據事實所表達的個人感受及價值判斷，應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，不構成誹謗罪。此後檢察官未再上訴，本案宣告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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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代快速變遷，「尊師」已不再是社會奉行的圭臬；尤其現今家長智識水平提升，權利意識高漲，與老師意見不一、產生爭執的情形實屬常見。類似前述案例那位很有主見的「教授家長」，在教育現場也並非罕見，此情此景在在考驗教師的職場生存能力；而「法律意識」，正是其中的一項關鍵。
按《刑法》第310條第2項規定，意圖以散布文字、圖畫的方式來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，為「加重誹謗罪」。所謂「指摘」，是指就某種事項予以披露揭發；所謂「傳述」，則是就已被披露揭發之事項加以傳播轉述。「指摘」或「傳述」的形式不限，不論以「言詞」或「行動」為之，均不影響誹謗罪之成立，且不以「公然」為必要。
綜觀本案的進展，A生家長應該相當堅持自己的教育理念，行動也非常積極～除了多次直接向校方（校長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任）反映對甲師的不滿，校方也多次接到從教育局、國教署轉來的陳情。但A生家長顯然不滿意處理結果，索性展開爭訟行動～先是以「遭甲師錄音」為由，對甲師提出「妨害秘密罪」之告訴（此案最後不起訴）；之後得知前述甲師在家長LINE群中的發言，再次向地檢署提出「加重誹謗罪」告訴；約莫同一時期，也向校方投訴甲師霸凌（此案最後調查不成立）。在這段不算短的時期，甲師想必終日徨徨不安。為師至此，實在情何以堪！
檢視本案，親師之間對學習要求的寬嚴、成績評量等事項都無法達到共識，隨著一次次無效的陳情，家長的不滿逐漸滿溢，最後終於爆發成不斷的法律攻擊。在前後約兩年的期間，甲師經常忙於回應家長的一再投訴、接受師生霸凌調查、加上地檢署及法院的出庭應訊，壓力之大可謂心力交瘁，難怪甲師曾盤算請長期病假。
種種跡象顯示，「親師溝通」已是現代教師難以迴避的課題；除了學科專業，所有教師恐怕都必須精進溝通的技能。此外，本案若能及時引入第三方介入，以調和親師意見上的差異，尋求可接受的共識，應可以避免親師最終走上對簿公堂；畢竟，親師理應是教育事業的合夥人，兩者關係不睦，最終受害的是孩子的教育。
關於溝通技能，在此推薦「非暴力溝通」（Nonviolent communication，另稱「善意溝通」）～透過「觀察、表達感受、需要、做出具體請求」四個步驟，可以達到「聚焦表達，並排除不必要的干擾」的效果，相信也可運用在「親師溝通」的情境中。
本案最終雖然有驚無險，不過，甲師若能在抱怨時選擇適當方式、場所，其實是可以避免這場危機的。其實，有些老師經常不經意在課堂上批評他人，或是在班級的網路群組出言抱怨，恐怕就已陷入違法的風險中。因此，學會控管自己的情緒，具備一定的法律意識，盡可能避開違法的雷區，應該是現代教師時刻警惕的事。
由於人權法治的時代潮流，身處現今的公共教育體制，教師的職業言行受到許多法令規範，甚至經常動輒得咎，成為投訴的對象；除了持續提升自己的專業能力，學會妥善處理自己的情緒，尋求職場上支持的資源（例如：同事、行政或教師組織），讓自己免於身陷危機；如此，揮灑杏壇才能更有底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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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近年來，我國實務界在處理「誹謗罪」案件，往往採用「真實惡意原則」：從《刑法》第310條誹謗罪的「主觀犯意」限縮成罪的空間～認為只有在行為人故意捏造虛偽事實，或因重大的過失或輕率而致其所陳述與事實不符，或出於明知其為不實或因輕率疏忽而不知其真偽的情況下，始該當誹謗罪之主觀構成要件。所以，只要發表言論者對於「涉及公共利益之事」，有盡到「合理查證程序」，即不以誹謗罪罰之。